然而，作为急就章式的理论选择，个人主义认识论不仅难以对中国现有私法制度作出体系性解释，而且将成为中国私法学在两大法系传统智慧之外构想更有替代方案的绊脚石。

在2002年开始的法学教育改革之下，大学阶段的实务技能(例如会谈、辩论等技巧)训练虽然受到一定的重视，但是仍然处于补充性的次要地位。剩下的东西，只能源于实践。

这三类职业所要求的知识基础有共同之处，但是有不同的侧重。评定成绩的是练习课(übungen)：学生必须参加并通过公法、刑法、民法这三个课程的基础练习课(通常第1—2学年)以及高级练习课(通常第3学年)，然后才有资格参加第一次国家司法考试。不仅仅从法学教育应用性的角度看是如此，而且，基本的法学学术训练也必须从这些部门法的学习中开始。孙笑侠教授主张设立2+2+2的本、硕贯通模式，其中两年通识教育、两年本科法律教育、两年研究生阶段教育。法教义学具有高度的理论性、学术性。

应强制性地要求每学期所修课程不能超过一定的学分数。[63]比如，何老师对法学教育有一整套的思考，但是，她的绝大多数精力放在具体课程的设计和实施上。既然静态代表要以政治统一体的存在为前提，那么，它的任务就在于，通过使这个政治统一体不断再现，从而防止其解体。

[40]参见 Giuseppe Duso,见前注[26]，页13。商谈代表同样假定公意是有待建构的，但是，并未把建构公意的事业完全交给竞争机制，而是要诉诸商谈。[26]在观念层面，我们当然可以提出质疑，说代表者有可能偏离政治统一体的真正意志，或曰代表者可能违背塑造共同体的社会契约。此种主张对应的制度设想便是总统充当代表者。

因此，臣民必须服从政府的命令，也就是说，臣民没有反抗权。这种区别或者是外在的，如下文要讨论的绝对君主制。

而在人民主权的语境下，基本的假定是人人都具有理性。当命令——服从的支配关系获得规范意义后，命令者在发号施令时，就不会使用你必须服从，因为我比你强大这样的逻辑，而是要诉诸于你应该服从，因为我的命令代表了某种更高的价值的修辞方式。[14]真正重要的是阐明政治统一体这个概念所涉及的问题逻辑。而政治统一体一旦想要在现实中呈现，就必须由代表者来承载。

这两种角色存在混淆的可能。在最后的结论部分，笔者将以前文的历史和系统考察为基础，提出思考中国宪法代表结构时需要考虑的关键问题。因此，两种代表模式都从绝对正确的公意这一共同的前提预设出发，只是基于不同的认知立场，最终表现出判然有别的行为态度。而且，臣民的利益与上帝的意志具有内在关联，甚至可以说，在尘世范围内，符合臣民利益的，才是符合上帝意志的。

人民一词，在英美传统下，也大多是在经验意义上理解。[44](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页48-49。

[27]根据立宪君主制所依赖的最终原则，它又可被分作两种类型。就此而言，代表者就是主权者，它对于政治统一体具有不可或缺的存在价值。

在诉诸于超越权威的绝对君主制中，这种二元化体现为两个主体的外在紧张。否则，任何关于代表模式的讨论都将失去前提。[32]施米特，见前注[13]，页226。  三、结论 从原则层面来讲，代表理论要求思考政治秩序时至少要关注以下两个关键问题。2.诉诸内在权威的君主制 在诉诸超越权威的绝对君主制中，代表者的正当性根据来自一个外在于经验性人群的源泉。可是，这只是在抽象的意义上完成了公共人格的塑造，这个人格在现实中仍然是不可见的。

以此为基准，绝对君主制又可以分作两种类型： 1.诉诸超越权威的君主制 在这种模式下，君主被视为上帝在尘世的代表，[19]君主出自上帝，是上帝的肖像。无论采取哪种选定机制，都尚未触及代表问题的更深层面。

但关键的问题在于，公意是什么？对此，历史上存在的论说更是不胜枚举。通过契约，自然人塑造出一个新的公共人格，也就是政治上的统一体。

第二，人民是公意的主体。首先，一国人民首先要在政治上保持成为统一体的状态。

它假定现实政治背后仍有一套更高的本体秩序。但是，绝对君主制与民主共和制在结构上的相似之处在于：代表者不能仅凭强力发号施令，而是必须诉诸某种更高的权威。在尘世间，人需要被统治，但是，上帝并不亲自统治，也不亲自指定统治者，他允许人类自己指定。并归纳这些问题的主要答案，以期为理解中国宪法的代表结构提供一个参考框架。

一种纯粹的民主政体——这里我指的是由少数公民亲自组织和管理政府的社会——不能制止派别斗争的危害。这实际是把市场的逻辑完全套用到政治领域。

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当推托马斯?霍布斯。而这些历史事件的发生，以及代表者地位的确立，被认为是人民意愿的反映。

从其产生方式来看，绝对君主制下的君主多以世袭的方式产生，并经过某种仪式获得神圣性。[47] 第二，历史选定机制。

[54]关于整合思想以及各种整合模式，德国魏玛时期著名公法学家斯蒙德曾首倡并系统论述。这些不同的说法就变成命令——服从关系的不同类型。通过代表这种机制，当人们看到A时，在某种意义上想到的是B。因此，仅从抽象的代表结构入手，上文所列的宪法文本中的代表场景只能得到初步的阐释。

因此，在霍布斯那里，代表者与主权者必然同一，代表者就是主权者。在理论上，人民主权理论的鼻祖是卢梭。

当霍布斯打算完全从具有理性的个人建构政治统一体时，他就必须首先把个人完全打回到在政治上没有意义的自然人。[17]Konrad Hesse,见前注[15]，S.5。

[49]参见施米特，见前注[13]，页138。多所指的乃是具有各种利益和偏好的经验世界当中的人，一乃是把这些杂乱的人群凝合为一个整体的纽带。